NG SPORT英国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基金会将其拥有的约1700件中国陶瓷稀世珍品，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成为大英博物馆建馆260多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
02这批藏品估值约10亿英镑，分为两个时期收藏，包括公元3世纪至13世纪的元青花瓷器和14世纪至20世纪的明清瓷器。
03大维德爵士不仅热衷于收藏，还深入钻研每件藏品，其研究成果对全球中国陶瓷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04捐赠后，部分文物将借给中国上海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国际交流。
2024年11月15日，一则震撼文物界与全球民众的消息传来：英国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基金会将其拥有的约1700件中国陶瓷稀世珍品，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这批藏品堪称全世界除中国内地之外规模最大的中国陶瓷收藏，其最保守估值约10亿英镑，成为大英博物馆建馆260多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赠。
这批藏品自2009年起便在大英博物馆第95号展厅（游客熟知的中国瓷器厅）展出。此次捐赠后，它们将成为大英博物馆的永久藏品，持续向全世界民众开放，供参观和研究，这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其在文化传播与学术研究领域的价值。
这批珍贵藏品源自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1892 - 1964）的私人收藏。大维德爵士生于印度孟买，毕业于剑桥大学。20世纪20年代，在继承父亲在南亚和远东的家族生意后，他开始频繁到访中国。在此期间，他通过多种途径，包括从机构或民间购买，精心收集中国陶瓷藏品。
大维德爵士不仅热衷于收藏，更深入钻研每件藏品。他对藏品的研究细致入微，从历史背景到流传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记录。这使得这批约1700件的陶瓷藏品具有非凡的价值。其年代跨度从公元3世纪一直延续至20世纪，是除中国北京和台北两家博物院之外，全球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且最具系统性的陶瓷收藏。这些藏品品质极高，众多源自皇家收藏或与之同等品质。绝大部分带有年号款识或纪年铭文，且流传记录详尽，为全球的中国陶瓷研究提供了关键依据。
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珍品，如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它被誉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瓷器”，是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工艺精美绝伦，备受藏家追捧；还有宋代汝窑定窑瓷器，其温润典雅的釉色与独特造型尽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直径近1米的明龙纹瓷盘、清粉彩扁壶等珍品更是数不胜数。1964年大维德爵士离世前，将这批藏品转至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基金会名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这批藏品便出租借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展出，2009年又租借给大英博物馆，在第95号展厅面向公众免费展出。
此次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基金会的捐赠，使这批私人藏品成为全世界共享的公共资源，意义重大。大英博物馆信托基金会主席乔治·奥斯本（英国前财政大臣）对此次捐赠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他认为这一慷慨之举是对大英博物馆的“真正信任”。这些藏品将成为全球中国陶瓷爱好者和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大维德爵士中国艺术基金会和研究基金会主席Colin Sheaf指出，自2009年藏品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以来，每年都吸引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部分藏品还曾借给中国的博物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供公众参观，同时一直向全球学者开放研究。这一系列举措都契合基金会的慈善目标。
他还提到，今年正值大维德爵士首次访华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基金会受托管人决定将藏品永久捐赠给国际历史藏品公共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心——大英博物馆，这一决定极具历史价值。不过，物品所有权的最终转移还需获得慈善委员会的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捐赠后，部分文物将借给中国上海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国际交流。然而，这一捐赠事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首先，大英博物馆在文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去年，大英博物馆曝出约2000件藏品失窃的丑闻，这使得人们对其保管如此大规模珍贵文物的能力产生了极大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这批价值高昂的中国陶瓷藏品捐赠，文物的安全保障成为人们心头的隐忧。
其次，这批陶瓷藏品原本属于中国，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尽管它们将继续在国际上展示中国陶瓷艺术的魅力，但文物的归属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且复杂的话题。在全球对文物归还问题日益关注的当下，这批藏品的捐赠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文物合法所有权和文化主权的深刻思考南宫体育。一些人认为，从道义和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些瓷器应当回归中国，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大英博物馆获捐1700件中国陶瓷藏品这一事件，既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积极意义，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全球化进程中，文物相关问题愈发复杂，涉及到文化、历史、法律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我们期待各方能够共同努力，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让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继续闪耀光芒，同时也希望能在未来找到更合适的方式，让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祖国，使其真正的文化价值得以完整延续。
二〇一七年三月，「大英博物馆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而其中作为华夏文明代表的九件展品中，包括了良渚文化的玉琮南宫体育、东汉青瓷六博俑、中国元代的青花瓷盘等多件中华瑰宝。
该展览始于二〇一〇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BBC共同策划的科教广播节目的衍生，甫一推出即引起轰动，二〇一六年开始了环球巡展。而每一次巡展展品都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挑选变动。在最初入选的展品中，代表中国瓷器的展品是著名的「大维德花瓶」（David Vases，即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共两件，一三五一年于江西景德镇烧造。第六十四号展品），它作为元代青花的典型器，也是迄今发现最早带铭文的瓷器，一直展示于大英博物馆第九十五号展厅内。
该展厅一共展出有一千七百件中国瓷器，而它们悉数为大维德爵士（Sir David Percival）成立的大维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全名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在大英博物馆内的常设展品。作为海外中国瓷器收藏最为著名的私人机构之一，大维德基金会及其藏品一直备受瞩目。其陶瓷收藏之丰、品质之精，举世闻名，如汝窑作为存世数量稀少的陶瓷精品，存世不过九十件，而仅大维德本馆收藏的汝窑瓷器就达十二件，且皆为品相完整、器型稀见、胎釉上乘的珍品。
大维德基金会在世界陶瓷界的盛名由来已久，在世界现代收藏史上，若论海外收藏瓷器影响之大，流传之广，藏品类型之多，恐怕没有哪一家国外收藏机构能与大维德爵士致力半生的收藏相比。从第一件中国陶瓷收藏品开始，到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沉迷、自身收藏理念不断系统深化，再到于动荡的年代参与收购流散在外的中国皇家陶瓷典藏，直至捐助或直接参与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瓷器收藏清点与展览工作、协助故宫挑选展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从而引起全世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和热情……大维德爵士及其创办的大维德基金会的重要性在于，其收藏经历及藏品规格在一定程度上完整反映了中国陶瓷在近代西方世界从传播时期、传播规模到传播内容不断演进的过程，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陶瓷文化在当时世界收藏领域的实力与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也很难找出另一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瓷器收藏家。
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往往持有一种观点，即赞助人、收藏家会成为影响艺术品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动荡年代，还没有一个面向全社会的鼓励扶持高水平艺术收藏品的政府机构。收藏家、古玩业者对于藏品的收集和购买，更多地依赖其个人的鉴赏水平和收藏品的地域产区。收藏者鉴定水平越高，藏品的地域性越强，保险系数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收藏家们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的发展轨迹：即以收藏品所处地区为视野基础，随着收藏品水准的提高，进而开拓了收藏者的艺术视野，其欣赏水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同时产生的学术自觉性不断积累，其收藏家身份更能演变成赞助人、策展人的身份，由此再反转推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一八九二年， 印度孟买， 帕西瓦尔·大维德出生在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其家族企业的经营范围颇广，富庶的家族财富、血液里流淌着商人的精明与敏锐，这些都成为大维德将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收藏梦想、并将之无偿捐赠社会的物质精神基础。一九一三年大维德移居英国，而借在英国东海岸一个朋友家小住的机会，让他看到了友人收藏的一件中国瓷瓶，据大维德本人回忆，自那一刻起，就开启了他与东方瓷器的「不解之缘」。
大维德的收藏经历始于一九一四年，他开始从伦敦文物市场频繁购买中国瓷器，之后其收藏更加一发不可收，藏品数量也迅速增长起来。随着收藏初具规模，也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收藏，大维德逐渐意识到掌握中文的重要，开始自学中文。与此同时他不断参观在英国举办的各种展览、拓宽了艺术视野；积极结交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一九一六年他捐赠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三件中国瓷器，并通过马库斯·以西结（Marcus Ezekiel）和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介绍认识了史蒂芬·布希尔（Stephen Bushell）和瓷器研究人员伯纳德·拉克姆（Bernard Rackham）。奥斯卡·拉斐尔和伯纳德·拉克姆更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最早创始会员，马库斯·以西结则是与大维德爵士父亲相熟的收藏家，也是牵线大维德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间人。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大维德又陆续捐赠给该馆三件宋明瓷器、两件日本瓷器并捐款以供博物馆收购中国瓷器。通过捐赠等活动与博物馆建立起的联系，帮助他丰富了搜集藏品的信息途径，也促进了他中国陶瓷鉴赏水平的提升。一九二〇年前后虽然大维德仍在家族企业任职，但他的热情却更多地倾注于收藏事业， 而其在香港、上海、日本的家族业务，使他有机会在亚洲各地进行收藏活动，到一九二三年，他在伦敦收藏界已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收藏家。随着大维德收藏的深入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沉迷，他不再满足于仅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中购买中国文物，一九二四年在学习和掌握了更丰富的中文知识后，大维德信心满满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综观大维德爵士整个收藏生涯，笔者认为暂可将其分为收藏积累和知识储备的初期、动荡但收藏丰富的中期，以及收藏理念成熟并最终建立大维德基金会的晚期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他深入中国内地，奔波于中英两国之间，在中国动荡的时局中抓住机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几经周折不惜重金以购买清皇室质押在盐业银行的四十余件珍品为契机，逐步建立起以「皇家艺术品味」为核心的收藏体系（这是他对中国皇家器物收藏的最初尝试，也为不久之后的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埋下伏笔，直到最后，这四十余件御用珍品依然是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捐款故宫博物院用于对故宫宫殿建筑的修缮；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他作为顾问参与策划筹备轰动世界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及相关图录出版，进而催生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中国瓷器展览推广的行动，直接促进了中国陶瓷在世界范围内的公众认知（由于中国参展国宝的号召力，世界各地送展的中国文物达三千三百余件，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场地设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内，英国则派出了大维德爵士、拉斐尔、伯希等五人来中国征求展品）。
第二阶段正值他人生中最动荡的时期，一九三七年他在东方陶瓷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汝窑的研究论文，一九三九年加入伦敦绅士会所艺文会（Athenaeum club，这个社团以吸纳在科学、工程、文学、艺术领域的有建树人才而著称），奠定了他在英国研究中国陶瓷艺术的地位。一九四〇年大维德的健康状况欠佳，战争的爆发也让他的生活流离困顿，遂离开英国回到印度，但为鼓舞士气，惠及广大民众，大维德爵士将自己的收藏品留在了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格局的动荡没有磨灭大维德爵士的收藏热情，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年他依然辗转世界各地增加其艺术收藏，但身体上的力不从心，让他产生了捐赠所有藏品的想法。
第三个阶段即一九五〇年以后，成立大维德艺术基金会，将毕生收藏捐赠给伦敦大学用于公众展示、教育研究；这一阶段大维德爵士又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三卷及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 ），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这也使他成为了中国艺术史在英国最早的奠基人之一。
关于大维德的生平虽在许多材料中皆有引述，但大多出自其夫人的回忆；上述其收藏生涯第一阶段里与故宫博物院半世纪前的渊源，虽也多有学者进行大事记式的概述，但故宫博物院院史档案的记载，或可为我们了解个中细节提供另一个角度。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英国大维德爵士，以本院缺乏充分之磁器陈列室，捐助本院景阳宫后院御书房修缮工程款六千二百六十四元四角，御书房内之陈列柜，亦由此款准备……添设瓷器专门陈列室，景阳宫后殿之御书房，由英人大维德捐资修理，选宋元明瓷陈列之。九月中开始，双十节前完成。由专门委员郭葆昌、福开森选择」。
……现奉上五千零七十三点零五元支票一张，以支付故宫景阳宫后面五阔大殿的整理修缮费用，修缮工作应该立刻开始，按照你们承包商的承诺，下月底前应该完成，我希望在这件修缮好的宫殿里将陈列由我从库存藏品或已在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中选取的宋、元瓷器样品。为了便于挑选和标注样品，我想下个星期四上午十点以及此后有需要时能随时去你们馆。当这些藏品被正式布展时，每件展品应配有中、英文说明牌，说明该物的器形、款识、装饰、年代以及其他一些鉴赏者和公众可能感兴趣的特殊信息。这项工作应该委托一名知名的陶瓷专家和一位称职的翻译来完成。……在交给我支票的正式收据时，我希望您能够要求博物馆确认这些条件，并且方便的话提供给我一些英文的合同以及修缮计划和展柜草图……这个展览将标志着我长期梦想的实现，我为有可能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些北京皇宫里辉煌的艺术珍宝感到特别的满足。
英人大维德先生函称对于本院整理景阳宫御书房之房屋及购橱柜一事极愿捐款协助，以便陈列宋元明瓷器，惟瓷器之陈列须由伊选择，附送支票乙纸，计洋五千另七十三元另五分，清查事由。
本年度仍承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辅助流转费。又承英国驻华蓝普森公使，英国大维德爵士，美国艾乐登先生，先后捐资修各宫殿。使本院又添新陈列室多处南宫体育。均应于此表示感谢者也……
从档案记载可看出，关于大维德这种稍显强势的捐款要求，虽然在最初与故宫博物院官方交涉时因曾被怀疑是「有条件捐款」而一度被拒绝，但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大维德真诚表明了自己初衷——仅仅出于对中国陶瓷艺术的个人兴趣和适逢故宫宫殿修缮时机，而被误解想要掌握官方展览主导权的想法，也在之后多次来往信函中得以澄清。由此，我们得以见证了历史上这次私人赞助商成功渗入故宫官方展览工作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同年七月故宫的回信中曾经对大维德爵士就博物馆布展的专业也表示过肯定：
您对展览的任何建议，理事会都会慎重考虑。至于挑选展品，理事会认为，这是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将委托古物部主任在专家组的协助下进行，但是非常欢迎您提供建议和技术协助，您关于布展和说明牌的建议理事会已一致通过。
从上述档案文献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大维德作为赞助人在对中国艺术品的赞助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和加速着博物馆运营的发展与创新。艺术赞助人的要求不但可能影响艺术品的挑选、表现主题和尺度，其艺术品味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博物馆展览的类型和风格。就如大维德所提出的最好展出宋元瓷器，并认为每件展品均应配有中、英文说明牌以写明该文物的基本信息及有利于公众宣传或观众易接纳的特殊信息，而这项工作应该由博物馆专业人士完成。这一提议最终得到故宫的认可，即使到现在看来，其专业水准仍是十分严谨和规范的。
艺术赞助人收藏一流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和展览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赞助人的审美，为他们自身积淀艺术底蕴打下坚实基础。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赞助人或收藏家的地位逐步上升，具体到大维德爵士的经历，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他参与策划轰动世界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及凭借多年雄厚的艺术品积累创办大维德基金会常设展览。
收藏家对于博物馆最常见的资助形式就是对博物馆藏品的捐赠和对场馆硬件设施建设的赞助，但是在二十世纪初艺术史在英国发展确立过程中，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收藏家们，除了前文提到在与博物馆合作过程中，影响且互惠着彼此的艺术审美发展以外，他们对于创立各种教育类机构（如大学学科、社会学术团体等）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这些赞助行为的背后，是精英们巩固社会阶层的文化、参与公众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大维德基金会的建立过程正可说明。
一九二一年东方陶瓷学会（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在伦敦建立， 学会由一些对东方艺术品有深厚认识和积累的收藏家及商人发起，入会标准严格，会员可在此交流收藏经验和研究成果。而此时在英国高等院校中艺术史还未成为独立的学科——艺术史最早作为哲学美学下属的一个分支，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在德国成为独立学科。而在英国发展更晚，最初艺术史只作为中国语言学科的一部分课程内容，直到一九三〇年，大维德爵士捐款伦敦大学，设立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的专门教职，创立艺术史学位，此时的艺术史才在英国正式成为独立学科。同年，大维德爵士又捐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一次性捐款五百英磅；一九三一年十月后以每年捐款五十英磅。这些赞助保障了青铜器研究成为学院常设的艺术课程。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由于二战爆发及个人健康原因，大维德爵士暂时离开英国，辗转于印度、美国、南非、日本等地，被疾病折磨，财务状况亦受到战争影响，让他开始思考这些藏品的未来，遂产生将这些藏品捐赠于大学院校机构的想法。一九五〇年大维德爵士与伦敦大学达成协议，将其毕生的中国瓷器和文献收藏捐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用于中国艺术的教育与研究。同时创立大维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不仅是大学附属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的专门性博物馆，同时也被看作是连接艺术史高等教育与公众教育的纽带——基金会博物馆设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艺术文化的研究与教育，将精美的世界级艺术品奉献大众亦是大维德爵士本人的心愿，是他作为收藏家艺术理想的实现。一九五二年，大维德艺术基金会展览在伦敦戈登广场正式对外开放。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大维德爵士的收藏仍有新突破，他先后踏足香港、日本、美国、台湾、俄罗斯，购买不同于大维德公众展览的器物，而此时最著名的收藏品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大维德花瓶」。
由于大维德基金会的财政危机，位于伦敦戈登广场五十三号楼（位于伦敦大学校内，隶属于亚非学院）里的大维德基金会陶瓷基本展陈在二〇〇七年关闭。新的展览必须另觅新址，从陈设的长久性考虑，最终大英博物馆特别开放第九十五号展厅作为大维德基金会这批瓷器的永久性展览场地，展陈特别借鉴了清代传统家具多宝阁的设计灵感，将一千七百件瓷器依时间顺序密排，并以一种仓储式陈列的布置方式呈现，这一特别设计的新空间，于二〇〇九年四月对外开放。这种展览设计的最大好处，是使观众能在展厅的中心位置就对中国历代最杰出瓷器一览无余，这些经典跨越了从十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宋、元、明、清，将近千年。虽然藏品中并非件件珠玑，但其中不少都是有重要铭文或款识的孤品。展厅提供一些传统的手写标签，参观者也可以通过触摸屏的查阅方式来获取物品的信息和近距离照片。这些信息包括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铭文题字的翻译和转录。同样的图片和文本还可以通过大英博物馆全球在线网站查询。
在大英博物馆第九十五号展厅里，「经典」，显然是贯穿整个展览的一个关键词。如前述最早具铭文的「大维德瓷瓶」，以及除官方博物馆（主要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外最大量的汝窑瓷器收藏（全部存世据最新统计一共九十件）——其中最稀有的一件即购自一九二八年、于圈足内底刻有乾隆御制诗的北宋汝窑碗，而它与北宋汝窑三足樽、北宋汝窑茶盏托以及北宋汝窑双鱼纹椭圆洗，都曾入选一九三五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如果说陈列于第九十五号展厅的大维德瓷器收藏作为大英博物馆最有特色的收藏之一，证明了中国陶瓷在海外的重生之路，那么现如今，它又成为吸引全新艺术形式的桥梁——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大英博物馆在同一时间推出了两个古今交相辉映的展览：「明：盛世皇朝五十年」与「新瓷中国当代艺术陶瓷」，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观众在同一个展场，却仿佛穿梭在古今的交错时空中，艺术欣赏的个性打破了艺术规律的自我设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艺术场景——可以选择追踪瓷器在艺术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演变；也可以选择体验当代瓷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饱含中国历史文化神韵的中国瓷器，在大英博物馆第九十五号展厅尽显其曾经主人的「东方情怀」，并作为一种「世界的语言」成为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艺术领域发挥着贯通中西的影响力。自大维德基金会成立的六十七年来，其在艺术研究、公众展示、合作交流、教育推广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皆令人振奋。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大维德爵士所做的那些使人们观念发生变化的，深层次点燃全社会艺术欣赏激情的震撼举措，无疑体现了一代收藏家对自身艺术定位的追寻、对自身文化责任的担当。
